这真是黄金时代,只是在笼子里

发布时间:2015-09-27浏览次数:25

访谈汪琳

    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1936年东渡日本的萧红在写给她的爱人、作家萧军的信中写道。于101日上映,由许鞍华导演、李樯编剧的影片《黄金时代》由此得名。

    民国作家萧红短暂的一生跌宕起伏:20岁从呼兰逃婚到北平、24岁在上海发表小说《生死场》一举成名、31岁客死香港。尤其是她在战乱年代的漂泊命运,与四个男性的爱情纠葛,使她成为两次登上大银幕的女作家。就在2013年,霍建起第一次将萧红的故事搬上大银幕。“十年前就打算拍萧红和丁玲,但因为丁玲是政治上有争议的人物,可能通不过审查,现在就只有萧红”,导演许鞍华在接受采访时说。

   《黄金时代》以萧红为主线,涵盖她的生平,重点描述了在东兴顺旅馆与萧军的相遇、在鲁迅家吃饭聚会、在延安与萧军分道扬镳等节点式片段;同时电影也涉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团体中的弄潮儿:鲁迅、丁玲、胡风、梅志、聂绀弩,他们以面对镜头叙述的方式亮相。这个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宣称,将重现“一个民气十足、海阔天空的时代,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自由地追求梦想与爱情”。在影片宣传上,《黄金时代》也主打“自由”二字。片方日前发布的八张“态度版”海报,创造了一种句式:“想……,就……,这是……的时代,一切都是自由的”。比如,萧军的海报台词是,“想爱谁,就爱谁!这是快意恩仇的时代,一切都是自由的”;鲁迅的则是,“想骂谁,就骂谁!这是畅所欲言的时代,一切都是自由的”。这种定位引发调侃,作家马伯庸在微博上评论道,“如何只用两行字来杀死一部电影?照这么做就行了。”

    黄金时代》电影制作费用高达6000万元,耗时三年打造剧本,辗转大半个中国完成拍摄,有汤唯、王志文、郝蕾等十几位明星演出。然而拍一部作家传记片,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上似乎有些冒险。“找投资时,都愿意出三分之一,但2000万拍不了,所以等了那么长时间”,许鞍华说。直到编剧李樯的剧本进入星美影业董事长覃宏的视野,才得以开机。 

    在阅读人物传记、作家作品和大量民国资料的基础上,李樯完成了剧本创作。李樯在接受采访时说:“2005年我们在合作《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那时候许导就想拍萧红,当时没有观影热潮,这样的题材更是不太好融资。但导演还想拍,我就开始写作,有没资金先不管,从2008年开始弄这个剧本。”许鞍华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写好第一稿就给我看了,我提一些意见,可是对他的创意其实我都很少改动的。我都同意,觉得非常好。”他们尝试用新的手法拍摄作家传记,于是就有了每个人物面对镜头诵读文艺作品的叙述结构。

    故事的主角萧红并不为大众熟知。她的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描写东北人民困顿生活,曾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影响力日渐衰微。作家摩罗曾发起过一场关于萧红的讲座,他发现,读过萧红的年轻人寥寥无几。或许正是这个原因,2013年霍建起版本的《萧红》为吸引普通观众入场,不惜将重心放在萧红的几段情史上,结果引来铺天盖地的批评,投资也血本无归。因此,谈起票房时许鞍华颇为谨慎,“投资这样的电影是一次赌博,预计很难达到收支平衡”。但她也怀抱希望,“这几年的文艺片,尤其是都市浪漫喜剧卖得非常好。我们刚刚开拍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现象,可能观众也会喜欢创新。”

    电影刻意避免了萧红一生所经历的左翼作家联盟创立、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描述,考虑到左翼作家团体的政治色彩,影片也选择通过主演的个人经历来回应历史。导演许鞍华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使电影在通过审查时比较顺利。然而折中的结果使一些批评人士不满,9月上海作家毛尖在给观察者网的评论《论爱情的反革命性》中写道:“我们如果由此轻易地认为萧红可以两次怀着别人的孩子跟另一个男人走,即是“自由”、“空阔”或“民国”,那真是太轻侮一代人的痛苦了。”

    香港导言许鞍华尝试过武侠片、惊悚片、伦理片、文艺片、纪录片等类型,目前拍摄了35部电影。观众更喜爱她的文艺片。她镜头下的香港充满人间烟火气,于平凡之中隐藏着人性的深刻。其中,以讲述香港百姓生活况味的小成本影片《天水围的日与夜》和刻画主仆情谊的《桃姐》为代表。

    编剧李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成为职业编剧前在北京漂泊了八年。用他的话说,“写了一堆拍摄不了的电视剧,或者写了之后不署名,编剧迈向成功之前遇到的各种困境我全都经历过。”2005年,电影《孔雀》拿下第55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编剧李樯也一举成名。之后,他陆续与顾长卫、许鞍华、赵薇合作,担当《立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影片的编剧,创作了梦想当伞兵的姐姐,渴望扎根北京的大龄音乐女教师王彩玲、人到暮年依旧疯狂的姨妈等女性角色。李樯偏爱与青春、尊严、梦想有关的故事。萧红是他创作的第一个历史人物,他眼中的萧红,对爱与自由有着超于常人的需求。他说,“无论他处在什么环境中、是什么样的政治光谱、有什么样的历史价值观,我永远只对人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