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艾滋病医生，在一家省级传染病医院工作。在谈艾色变的社会，我工作好几年后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
回想我刚刚接触艾滋病人的那段日子，天天目睹病房里躺着如同判了死缓的重症感染者相继耗竭而亡。这些病人临床表现为屡见不鲜的皮肤溃烂、高烧不退、上吐下泻、精神躁狂，还有情绪失控的病人自暴自弃、绝望自杀。每一个典型的症状都足以摧毁我原有的医学观念，每一个诸如病人袭医之类的突发事件都会使我时刻绷紧的神经随时断弦。我仿佛意外闯进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地狱入口，看到许多灵魂在生命边缘垂死挣扎，这些惨象经常令我在深夜里噩梦惊醒。我一面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高频近距离接触病人而被感染HIV，一面因为不想让最亲的家人为我担忧，而向他们隐瞒了我在传染病医院是在艾滋病病房工作的实情。
2009年，我从医学院毕业后来到这间医院。通过数年的专业培训和临床实战考验，我才慢慢在专业和心理上适应了工作。我来那一年，大量的潜在感染者已集体进入致命的艾滋病发病期，本省发病人数逐年上升，现已成为全国疫情重灾区。短短四年，我所在医院的艾滋病房已经由建立之初的一个病区，扩建为可容纳150个患者的三个病区，每年的艾滋病科门诊量逾万人次。近期在上级部门的规划下，我所在的医院正在动工兴建一栋艾滋病治疗中心大楼。
按照官方披露的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78万人，其中经异性传播占46.5%，同性传播占17.4%。男性与女性性工作者进行不戴套的性行为可能传播艾滋病的发病率接近1‰，拥有多个性伴侣或者多次与性工作者发生性行为其实是在艾滋病暗滩涉险的高危行为。
国内性泛滥危局可说是江河日下。更悲哀的是，因性传播罹患艾滋病者，大多数事前对艾滋病的致命危害并没有充分认识，而病后长达8-10年症状隐匿的临床潜伏期，又使得许多感染者失去了及时救治的良机。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这句话时常代替了我从医经历中的许多感慨。《圣经》提到神对人的救赎以家庭为单位；而我接触到的艾滋病人，也大多是以家为单位遭到破坏的。当HIV感染者继续与性工作者发生关系，先后通过“性工作者→嫖客→嫖客的妻子→嫖客的儿女”的传播链，逐渐入侵并破坏每一个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
现代文化推崇的快乐至上、娱乐至死，为艾滋病的蔓延推波助澜。思想一出轨，人就轻易顺从肉欲率性而为，最终堕入罪恶深渊。艾滋病学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与其说是免疫缺陷病，不如说是信仰缺失病。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玷污；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夫妻不可分居，圣经中有许多此类保护家庭的诫命，丈夫是一家之主，要担起爱和保护家庭的责任。背弃这些爱的律例，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
当下中国，政府对卫生资源的投入不足和分配不当使医患冲突日益凸显，许多医疗怪现状屡禁不止，每一个行医者都在如履薄冰地前行。艾滋病领域的情况更加复杂，需要国家有更大程度的介入才有望改观。作为一名普通医师，除了在职场上治病救人，我更想为有需要者及时伸出援手，默默效力，做艾滋病房里的守望者。
当年极富学养和灵修经验的心理学、神学教授卢云博士在牧养众多知识分子后，终觉生命干涸，毅然辞职，转去服侍社会底层的智障儿童，正是这样谦卑的转身，使得自封“浪子”的他终于找回了心灵的家园。我所服侍的也是一个被社会漠视的群体。藉着服侍他们，使我原本以自我为中心的灵魂得赎。
艾滋病迄今仍无根治药物，除了药物抑制HIV病毒复制和控制各种机会性感染，更多的是给予患者爱和关怀——一次有力的握手，一脸口罩掩不住的微笑，一顿最后的晚餐，可能都会改变他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上刻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用于艾滋病人医护尤为贴切。
每当看见那些边缘人的性命就在床榻一角奄奄一息，听到揪心的剧咳和痛苦的呻吟不绝于耳，整个病房氤氲着凄凉的气氛，我仿佛看见冬天街头即将冻毙的乞丐正在向任何一丝可能的温暖伸手，他们是在向我们的良心征税。医者如果没有悲天悯人的信仰源头，很容易被冗繁的工作拖垮热情和善心，而且天天面临同样的凄惨场面，也容易陷入麻木，纵有生离死别也不为所动。医者当自问，你凭借什么力量，能不断向这些无法回报的需要者施以慈惠？
正如卢云所说：只要仍然有陌生人；只要仍然有饥饿、赤身和患病的人；只要仍然有囚犯、难民和奴隶；只要仍然有人在身体上、精神上或情绪上有残障；只要仍然有人失业、无家可归或没有土地，这个从审判的宝座上发出的问题仍然会挥之不去：“你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做了什么？”
艾滋病在世界上被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尚不久远，目前国内公卫宣传并未真正普及人心，世人的歧视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受害家庭和社群普遍缺乏爱的饶恕和接纳。这些文化现状使得艾滋病疫情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虽有起色，但仍任重道远。呼吁更多对临终关怀有心志者接应上来，我们一起走下去。
来源：艾滋病论坛